麦田三问丨腰站子村蹲点调研系列报道

（上篇）

土地流转出去，农民是主角还是看客？

编者按：天山北麓，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静卧于世界小麦黄金种植带上。四十年前，这里还是戈壁荒滩；如今，已跻身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行列。

粮食安全，乃“国之大者”。土地流转出去农民怎样共享增值收益，种粮如何走出低收益困境，年轻人还愿不愿意重返田间——这是全国产粮区共同面对的现实考题。

腰站子村以近四十年躬身探索，交出一份来自边疆的生动样本。答卷上，既有令人瞩目的成绩，也有仍需直面的考题。即日起，昌吉州融媒体中心推出“麦田三问——腰站子村蹲点调研”系列报道，敬请关注。

72岁的村民王金堂从没想过，17年前，年过半百的他，成了合作社的一名“股民”。他的这段经历，照见了农村改革绕不开的一道考题：土地流转出去，农民究竟是旁观者，还是土地增值收益的主人？

2026年7月初，记者在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见到王金堂时，老人正在村里的麦宝乐园当安全员，日薪150元。

年初的总结大会上，他坐在腰站子村小麦博物馆多功能厅前排，用力鼓掌。台上，村党总支书记唐培科的声音传遍全场：“2025年，全村实现总产值5.6亿元，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30万元，人均纯收入3.35万元。”这些数字落到王金堂家，是实实在在的进账。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：土地流转费、合作社分红，加上他在麦宝乐园当安全员的收入，老两口一年收入6万多元。两年前，老两口还领到村里金婚奖励2000元。老人感叹：“这日子，过去想都不敢想。”

这样的日子，并非土地流转的必然结果。据《农民日报》2025年4月11日报道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介绍，目前，全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5.91亿亩，占承包耕地面积的37.76%。

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，多数地区采用固定地租模式，农民只能拿到定额租金，难以共享土地增值红利。腰站子村则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改革之路。

这片地处北纬43°世界小麦黄金种植带的村庄，汉代便是屯田之地。记者到访之时，村里万亩小麦正迎来开镰，层层麦浪自天山脚下铺展至眼前。奇台县是全国优质小麦之乡、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，腰站子村正是这条金色粮带上的典型代表。

腰站子村万亩麦田里，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。记者何龙 摄

从戈壁荒滩到亿元村，土地流转重构了村庄生产关系。当土地交由集体统一经营时，农民的位置，该摆在哪里？

沙河坝作证

四十年前的腰站子村，深陷干旱困局。天然沙河坝千疮百孔，天山雪水大量耗散在荒滩和戈壁上。

比水更早枯竭的，是无人问津的集体事务；比资源短缺更致命的，是公共利益的日渐涣散。

土地分户经营后，公共水利设施陷入管护真空。1986年8月12日，《昌吉报》一封读者来信记录下当时景象：半截沟村五组水渠遭人为破坏，孩童肆意损毁，部分家长默许纵容。这并非孤例，而是当时半截沟乡（现半截沟镇）的普遍缩影。腰站子村同样未能幸免，田间渠道日渐破败，邻里之间常常因为争水发生矛盾。

要种地，先修渠。腰站子村过去浇地依靠的天然沙河坝破烂不堪、渗漏严重。1987年秋天，乡政府投入4万元支持村里修渠，没有大型机械设备，160多名村民自发投工投劳，赶着牛车、驴车拉运砂石、预制水泥板，肩挑背扛，建成4.2公里水泥板防渗干渠，解决了2.2万多亩土地的灌溉难题。

修渠的迫切性，在两年后的特大干旱中得到印证。1989年，奇台县遭遇数十年不遇大旱，河道断流、土地龟裂、庄稼枯死。全县57万亩夏粮中有15.6万亩严重受旱，总产量仅0.9亿公斤。半截沟乡旱情尤为严重，不少豌豆、麦子尚未浇上头水，叶片已然焦枯。为保住口粮田，农民忍痛放弃6万亩没希望的庄稼，但抗旱的信念没有动摇。

当年的《昌吉报》记录：“5月24日下午，记者在半截沟乡腰站子村看到，一群农民正在抢修渠道。他们说，大旱之年，我们才认识到水渠是我们农民的‘铁饭碗’。”

这年秋天，心有余悸的村民再次集资1.35万元，自制2.7万块水泥板，续建4.7公里防渗渠道。

水，暂时稳住了。但更深的问题浮出水面：地，分得公平吗？

量地

村庄要走出困局，先要理顺土地与集体两件大事。

1990年春天，25岁的唐培科当选腰站子村七组组长。他是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人，20岁时靠电焊手艺，一年能挣两万元。

1999年，唐培科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，六年后一肩挑起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担子。

那时的腰站子村，积弊深重：干群关系紧张，甚至有村民小组因矛盾激化一分为二。唐培科心里清楚，问题的根子，一在“钱”上——村民太穷，斤斤计较，集体经济几乎为零；二在“信”上——财务不透明，上访频繁；三在“平”上——土地分配严重不公，有人多占，有人无地可种。

“那时候，干部说话没人听。”唐培科回忆，村里开会，群众往地上一蹲，第一句话就是“你先说你家的地是怎么弄的。”

“一人富不算富，大伙一起富才算富。”这是唐培科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但真正让村民信服他的，不是这句话，而是那件“得罪人”的事——丈量土地。

2005年，唐培科和村“两委”成员拿着卷尺，逐块丈量全村土地。丈量结果摆在众人面前：权属不清、违规开垦的土地达5187.2亩。消息传出，有村民堵在村委会门口：“我流血流汗开出来的地，凭啥收回去？”

“地是大家的，你家多占，就有人少种。”唐培科顶着压力收回多占土地，平均分配，再招标发包。

土地公平了。唐培科接着清理财务，两年里彻底清查8个村民小组的陈年旧账，在全县率先推行“组财村管”——所有收支逐笔公示，每一分钱都晒在阳光下。

那些年，有村民把多占的地悄悄退了，有村民第一次在村民大会上举了手。曾经“干部说话没人听”的腰站子村，开始有人认真听会了。

但唐培科清楚，这还远远不够。土地公平了，如何让土地生金？一家一户的碎片化经营，能吃饱饭，却富不起来，必须把土地重新组织起来。

决定性夜晚

2009年2月，一场决定村庄命运的党员大会从傍晚开到深夜，争论到了白热化：“地是活命的根本，交出去，实在放不下心。”僵局中，几位老党员站起身：“合作社要是走偏、种砸了，我们拿自家承包地来担保！”　

会上形成共识：改革必须守住底线，不能把农民的利益置于风险中。

2009年，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，腰站子村成立了奇台县丰裕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（以下简称丰裕合作社），实施“党总支+合作社+农户”三位一体集约经营模式。“他们一方面担心地没了，另一方面怕投入打水漂。”唐培科说，只能先小范围试验。

村里历来有玉米种植传统，合作社优先发展制种玉米。

未曾想，育种中途遭遇大风、缺水等灾害，900亩制种玉米的产量受到严重影响。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分析发现，除了天灾，更关键的是责任未到人、管理不到位。找到症结后，村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将每一项工作责任落实到人。

当年，除受灾的900亩，其余4100亩实现盈利。2011年丰裕合作社首次分红34.2万元，分红率18%。2012年，分红率升至24%。真金白银比任何动员都管用，观望的村民纷纷要求入股。

但入社的门，不是想进就进。入社村民既能拿到土地流转费，还能优先务工、参与年底分红，收入逐渐与未入社村民拉开差距。新的矛盾随之而来——没入社的村民有意见了。

“已经入股的村民不愿意，说开始有风险的时候不入，现在看到挣钱了就想加入；没入股的村民说，都是村民，你们用村上各项资源，有村上照顾，盈利了有分红，我们沾不上这些，不公平。”唐培科说。最终，村里找到折中方案：没入股的多花30%股金作为公积金。

双方各让一步，矛盾得以化解。到2014年，观望的村民陆续加入合作社。如今，腰站子村443户村民已全部入股，家家户户成为合作社股民。

唐培科（左三）和村民们聊天。实习记者戴聖昊 摄

好麦子的冒险

地聚拢了，水才真正流到了该流的地方。

一家一户时，修一座塘坝是奢望——钱从哪来？地怎么协调？水给谁先用？都解决不了。土地统一经营后，答案变得简单：全村一盘棋。

2009年，唐培科自掏腰包20万元，修建了村里最早的蓄水塘坝。此后，村里陆续建成6座小型塘坝，总蓄水量达到50万立方米。全域铺设滴灌管网，灌溉用水节省三至四成。

有了水的保障，零散地块连片成方的效益才真正释放出来。农资、农机、管护实行统一标准，精量播种等技术广泛应用。腰站子村成为新疆小麦高产典型。

地和水都稳了。2014年，唐培科启动了在当时看来“近乎执拗”的有机小麦转型之路。在习惯了靠化肥农药促产的农户眼中，这更像是一场冒险：有机种植严禁使用化肥、农药，亩产将大幅下降，还要经历三年土壤转换期，短期内看不到收益，不少村民难以接受。

“不施化肥，麦子怎么能长好？”一个深夜，有村民背着化肥悄悄下地，被夜间巡查的唐培科撞见。在村民大会上他没有点名批评，只留下一句话：“愿意坚持有机标准就一起干，如果执意使用化肥，可以退出合作社。”最终，没有人退出，但质疑声一直不断——直到有机面粉上市，卖出了普通面粉两三倍的价格，市场逐步打开，那些声音才慢慢小了。

三年转换期里，第三方机构反复抽检土壤、水源、空气。2017年，腰站子村有机基地、有机面粉及有机手工拉面取得中国有机认证；2019年，又获欧盟、美国、日本有机认证，实现四方认证。

2019年起，腰站子村与慧尔农业合作，引入智能施肥设备，施用生物有机液体肥，有机小麦品质进一步提升。水肥按小麦生长期需求精准输送到根区，不再随大水漫灌流失。

地还是那块地

47岁的村民朱成林，是合作社的“大片长”，管着2.4万亩土地，手下有18个“片长”。他自己家的地，也早就入了合作社。

2025年，他光管理绩效奖励就有20万元。

“地还是我的，只是换了个种法。”朱成林说，“以前自己种，一年到头挣不了5万元。现在不光拿分红，还挣工资。”

从“种地的人”变成“管地的人”，朱成林在麦田里的位置没有变，身份却变了。土地流转出去，农民是主角还是看客？朱成林的答案是：当土地增值收益通过股份和绩效两条线回流到农民手中时，地里站着的，还是主人。

年过八旬的村民李宗义，给出的是另一个答案。

记者见到李宗义时，他正在自家菜园把最后一垄辣子浇完，直起腰来。1970年他从甘肃武威来到腰站子村时，这里“喝的是涝坝水，点的是煤油灯，种地靠二牛抬杠”。他和老伴周桂英的12亩地最早加入合作社。

“一年啥也不干，流转费加分红一万七。”李宗义说。

记者问：“地交出去了，心里踏实吗？”

李宗义拍了拍手上的土：“地在村里，又没跑到别处去。分红年年到账，比我自己种还稳当。”

“就没有过不踏实的时候？”

“头几年有。”李宗义说，“后来分红一年比一年多，才慢慢不嘀咕了。”

土地统一经营、收益留给村民，让农民守住了地、稳住了心。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：麦子种得出、产得优，却卖不出高价值。当时的奇台县，一袋10公斤面粉，加工环节利润仅五毛钱。优质小麦如何打通产业链条，把“好粮”变成“好收益”？

记者陈秀梅 王薇 刘辉